编者按：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正成为影响能源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对供应链安全、能源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如此局面，绿色能源还能否顺利走向世界？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刘 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田智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
林伯强：厦门大学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技术突破，重构世界能源格局
刘旭
在全球能源发展进程中，技术突破扮演着核心角色，深刻影响并持续重构世界能源格局。从分类来看，主要可划分为供给侧技术与需求侧技术，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能源领域的变革。
供给侧技术涵盖能源开采、运输以及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等方面。以传统能源为例，煤炭、石油的开采技术开启了工业大规模利用化石能源的时代；天然气的开采及运输技术，特别是液化天然气（LNG）船的发明，极大拓展了天然气的全球市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等机械设备的制造技术不断革新、输电储电技术持续升级，让太阳能、风能得以更高效地转化并输送至各地。
需求侧技术的意义同样不可小觑，能源的转化往往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蒸汽机的发明拉动了煤炭的需求，内燃机的出现带动了石油的广泛应用，而电池技术与电动汽车的普及，展现出需求侧技术对能源消费与社会变革的导向作用。供给侧与需求侧技术协同发展，共同构成了世界能源格局变迁的关键驱动力。
从古至今，能源技术的发展带动了能源结构发生深刻变迁。从早期以木材为主的单一能源结构，历经煤炭时代、石油时代，逐步演变为如今煤炭、石油、天然气及核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并存的格局，从 “一枝独秀” 走向多元化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前，木材在人类能源消费结构中近乎是垄断地位；工业革命后，煤炭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最高达 80%；石油时代，石油占比虽未超过 50%，但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石油占比逐渐下降，目前维持在约30%，略高于天然气、煤炭。这一趋势彰显了能源结构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也是供给侧和需求侧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外，技术突破还可从颠覆性技术和成熟技术两个维度来理解。颠覆性技术指新的可用技术诞生，如 1859 年石油开采技术开启了现代石油工业。然而，这类新技术诞生之初往往因成本高昂而难以普及。随着时间推移，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进、成本大幅下降、技术走向成熟，能源只有 “用得起”才能真正起到改变能源格局的意义。例如，在开采技术成熟前，由于开采成本高，美国空守着大量页岩油气资源，长期依赖化石能源进口。但随着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等技术成熟应用，页岩油气实现了大规模开采。这不仅让美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更在2020 年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
技术突破带来的最大“颠覆”，是改变了传统能源的地理分布特性，重构了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的概念。传统化石能源往往依赖地下资源，地理分布特性显著，资源丰富的国家多为能源生产国与出口国，而资源匮乏的国家则需要依赖进口。但在低碳、清洁、电气化时代，能源格局正发生变化。水电、核电、可再生电力等新能源技术更多集中于技术强国，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大国手中。以中国为例，在传统能源领域是进口国，但在新能源技术方面是具备强大实力的能源技术出口国。而中东国家虽是传统化石能源生产与出口大国，但在新能源技术上严重依赖他国。这种传统能源地理分布特性与新能源技术分布特性的对冲，模糊了能源生产国与出口国的传统定义，使国际能源格局变得更为复杂。世界各国在能源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
综上，供给侧与需求侧技术的发展、颠覆性与成熟技术的更迭，全方位推动着世界能源格局的重构。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追求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技术创新将引领能源格局向更加多元、清洁、高效的方向演进。▲
能源价值链加速地缘政治化
田智宇
能源供应链、价值链关乎国家能源和经济安全，关系到国际发展格局和国家竞争力。“能源价值链的地缘政治化”其实并非新趋势，而是西方国家把控能源霸权的手段。
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美国凭借战争中积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加强了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包括与沙特阿拉伯等产油国密切合作，以军事援助和技术支持换取石油开发的优先地位。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建立了“石油美元”体系，从而得以通过货币政策和金融手段对全球石油市场进行调控，巩固了美国在全球能源价值链中的主导权。2003年，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牢牢控制了当地的石油资源，其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对周边产油国形成了威慑，确保了美国石油供应的稳定和安全。至此，美国围绕化石能源价值链打造了一张囊括货币、军事、产业在内的强大地缘政治保护网。
近年来，受资源、技术、市场、政治等因素影响，全球能源分布、产业格局、贸易流向不断变化，地缘政治和绿色技术给能源供应链、价值链带来的影响正愈发鲜明，成为影响能源价值链的两大直接因素。一方面，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不断加快，正引发全球能源生产、转化、输配和消费格局深刻变革。技术突破既给美国带来了大量的页岩气，也给世界带来了光伏、核电等新能源。在供给侧，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分布广泛，成本优势不断凸显；在需求侧，全球电气化持续发展，电动汽车正替代燃油汽车，用于道路运输的成品油需求趋于达峰。全球能源结构和供需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不断重塑经济、贸易和竞争力格局。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加剧了能源价值链的紧张态势。乌克兰危机依然持续，欧洲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遥遥无期；中东地区局势也持续动荡，战火难息。在化石能源上有巨大既得利益的美国与期望获取新能源技术、实现产业复兴的欧洲，都开始对中国新能源下“黑手”，一边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净零工业法案》（NZIA）等强调本土化生产，在供应链上“去中国化”；另一边采取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手段，通过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双管齐下”，构建本土化或阵营化的新能源供应链体系。这不仅违背全球化合作原则，也与国际经贸追求效率、利益的逻辑截然相悖，扰乱了能源价值链，对全球绿色能源发展造成冲击。
就美国而言，美国政府的能源政策逆转可能使传统化石能源迎来复苏，而绿色能源发展则面临阻力。如今，美国大力扶持国内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产业，削弱清洁能源的竞争力，同时挑起关税争端和退出国际气候协议加剧全球新能源供应链的不确定性。未来，美国或将进一步提高新能源产品的进口关税，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光伏电池、锂电池和电动车等关键产业。这不仅将导致全球新能源供应链分工效率下降，也会加剧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分裂格局。
但从全球格局来看，一系列地缘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的风险，让各国开始对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更加重视，普遍把保障能源安全、提高能源自主性作为关键任务。同时，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全球能源合作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与以往企业着眼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能源要素、寻求成本效益最大化不同，新形势下产业链供应链呈现近岸化、友岸化趋势，将造成能源供应链、价值链格局不断重塑。这将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大契机。
与化石能源时代侧重“资源为王”、能源价值分配主要集中在上游不同，可再生能源等绿色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加深，对供应链上中下游价值分配的影响更加深刻。例如，我国出口的大量风电光伏产品，不仅丰富了全球能源供给，也帮助许多新兴国家民众提高了能源价格剧烈变动时的抗风险能力，降低生产生活用能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强了各国保障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化石能源时代正逐步走向非化石能源时代，国家之间、化石与非化石能源之间、不同能源品种之间的竞合博弈将更加错综复杂。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消费国，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抓住提升能源价值链地位的机遇。▲
转向清洁低碳 趋势不可逆转
林伯强
从去年欧盟对国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到前不久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对国产电池设限，美欧国家的举措加剧了全球能源供应链与价值链的不确定性。试图以地缘政治、贸易壁垒等手段锁死能源价值链的阵营，不仅违背全球低碳和能源转型的共同利益，也与绿色发展的大势背道而驰。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的任务愈发紧迫，尽管地缘政治会对能源价值链造成短期干扰，但长期来看全球能源结构向清洁化、低碳化演进的趋势不可逆转。
首先，全球能源转型的经济逻辑不会因地缘政治而改变。近年来，绿色能源的成本大幅下降，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已逐渐具备与化石能源竞争的经济性。同时，能源安全的需求也使各国更加倾向于发展本土化的可再生能源，而非依赖度高的化石能源进口。这将进一步强化绿色能源的战略价值。
其次，各国政策支持和企业投资指引着绿色能源的长期发展方向。近年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激励措施，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例如中国在“双碳”目标的引导下，如今已成为全球新能源领域投资最大、装机量最大、产业链最全、产能最大的国家。事实上，新能源本就属于需要长期、持续投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是企业投资信心的基础。因此即便短期因素可能导致部分供应链受阻，但一开始就抱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和市场并不会轻易动摇。此外，国际资本市场对社会、环境和治理（ESG）标准的重视，也在推动更多资金流向可持续能源项目，这一共识不会因短期政治博弈而改变。
最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共同责任推动着能源转型持续前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无论地缘政治如何演变，各国在碳中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的承诺不会轻易改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都对全球减少化石燃料依赖、加速能源转型有促进作用。例如，数据显示，今年1月全球注册的新能源汽车数量约为125.3万辆，同比增长21.2%。其中，欧洲市场交付量同比增长了20.5%，欧盟碳排放新规生效是关键原因之一。即便个别国家因政治原因短期内调整能源政策，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能源转型需求仍将持续推动绿色能源增长。
面对地缘政治给全球能源价值链带来的冲击，中国应做好三方面应对。一是继续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增强能源价值链自主可控能力。具体包括加大对氢能、固态电池等多样化技术路线的投入，同时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推动质子交换膜等关键材料、装备和制造能力的国产化，构建更完整、高效、自主的绿色能源产业链。同时，应强化产学研协同，布局变革性、颠覆性技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未来能源格局中争取更大主动权。
二是加快构建更有韧性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模式创新。应全面推进能源产供储销体系系统变革，增强应对极端天气等挑战的能力。同时加快绿色能源技术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碳市场等机制，打通能源与环保，鼓励能源技术、业态、模式等协同创新，打造国际领先的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的同时推动国内新能源产业基建标准统一，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三是深化国际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能源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如借助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推动构建更平等、务实的规则体系，进而增强全球绿色能源合作的平稳性与持久发展能力。同时，中国应踊跃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如高铁标准成功“出海”一样，提升在国际能源治理架构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为全球能源价值链的长远稳固发展贡献中国经验与智慧。